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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:别拿科学家不当人 要求不问收获是道德绑架

2018-05-16 17:29来源:综合编辑

  别拿科学家不当人

  王梦影

  这个月11日是物理学家里查德·费曼诞辰100周年。

  费曼可以说是物理学界的明星之一了,他生命里不仅有科学。他很帅,颇有偶像包袱,很在意发型和衣品。他开画展,组乐队玩摇滚,给芭蕾舞表演伴奏,一时兴起翻译玛雅象形文字,或是刻苦练习一种巴西大鼓。他总是时不时“皮”一下,协助研究原子弹时甚至把破解机密保险柜当作消遣,还弄开了不止一个。

 

  在科学的世界,这个天才凭借量子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。他的费曼图尝试以一种简洁而富于大美的方式解决物理问题,影响深远。

  他和国人熟悉的科学家形象严重不符。我们永恒期待着另一类科学家故事的模板:毅然回国,艰苦奋斗。

  我曾参与报道过一位非常优秀的海归科学家。集体采访他的学生时,一位同行想获得她需要的细节,竭尽全力引导:“他在国外难受啊!”结果接受采访的理工科男生非常实在:“我们老师从没说过自己难受,那边科研水平比较先进,他学习得挺快乐的。”

  这位科学家回国后任教的大学厚待了他,工资开得很高,住房也解决好了。事实上,近年留洋人才大规模洄游,国内高校和相关部门在引进工作上下了血本。这是我国国力的体现,也反映了尊重知识的趋势。厚待是科学家应得的,是脑力工作的合理报酬。

  然而,对那位科学家的诸多报道中,被反复歌颂的是他实验室漏水的意外和超额工作的艰苦。好待遇少被提及,仿佛如此就有损这位学术楷模的名誉和精神了。

  不久前霍金博士去世时,国外的社交网络被他生前参演的电视剧和搞笑段子刷屏了。而我朋友圈里的“10万+”文章,主题多为“身残志坚”和“大师谢幕”。

  我没有资格比较科学家的学术成就,也不觉得两种形象有高下之分。我只是对这种差异特别感兴趣,它能反映出两种文化对科学事业的不同期待。

  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科学家似乎是这样一类人:他们是大事业的螺丝钉,大时代的小分子。生命是一场奉献,除了科学报国以外一切皆可牺牲,从兴趣爱好到家庭生活,甚至是健康和生命。

  这可能与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有关,多灾多难,信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得大道。

  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确实建立在无数科研前辈的牺牲之上。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回来,小我让位于大我,与极度落后的条件和思想抗争。

  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得不放弃了对前沿科学的追求,服务于成长中的祖国的需要。中国科协一直在做老科学家手稿收集工作。他们告诉我,当留在海外的同学专注诺奖级研究时,很多早期归国科学家在勉力凑齐一个实验室最基本的实验器材,或是为工厂试验配方。他们从未表示过后悔。

  而另一类理想的科学家是费曼这样的。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是他们的人生目标。好奇心驱动下,生命是一场追寻无限奥秘的探险。战火、疾病和各式各样的主义要把他们拉到生活的庸常争斗里去,而他们总是试图挣脱,要热闹地、漂亮地跃到地平线之上。

  两类形象都经历了公众想象的塑造。在这个时代,要求科学工作者继续埋头苦干不问收获是一种道德绑架。他们有权为自己作出选择,有权过更好更舒适的生活。我们应该自信一点,祝福那些去国外任教的顶尖学者,拥抱那些有点不正经、有着各种看似不务正业爱好的学术新一代。

  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“有趣”。费曼曾痛失爱人。在她的病床前,他不过是个因过度悲伤而异常平静的普通男人。数月后他没有预兆地在橱窗前泪流满面,里面陈列的连衣裙很好看,他想妻子一定会很喜欢。

  有趣天才的要求也可能是一种枷锁。霍金的传记里提到,他学习时的剑桥,学生大多追求不费力气的优等或不作努力的末等,人人以机灵为荣,拼尽力气却只得中等成绩反而是一种耻辱。我无法想象那些顶尖大学里不够聪明也不够好玩的孩子,想在学术世界占据一席之地要经历怎样一番挣扎。

  在费曼诞辰纪念日,谢尔顿·库珀博士结婚了。他是描述科学家日常生活的长寿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里的主角之一,在国外国内拥有粉丝无数。

  他是个物理学天才,也是个一身缺点的家伙,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聪明。他控制欲强,室友守则写上300多条,甚至包括外星人占领时的规则。他并不时刻有趣,学术研究卡在瓶颈时焦虑得不行,甚至离家出走闹分手。他有时非常自私,而立之年还赖着室友照顾自己,错失某个重大奖项可以叨叨半年。

  在剧中,这样的他结婚了。他找到了一个能懂他学术笑话,给他理论灵感的姑娘,他将永远是“她的问题”。

  多好啊,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,追求着俗世的幸福和科学的价值。他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科学家之一,我衷心祝福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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